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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逻辑与中国经验

2020-09-29 11:11:59周立

本文摘自中国乡建院《绿色乡建》

能否获得必要的融资,对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至关重要,因为它牵涉到能否使一个有利可图的农村小型投资进行下去,能否使农户的季节性收入和连续性支出之间的消费平滑化。更为关键的是,在小农最为关注的涉及婚丧嫁娶、生病上学等突发性的大额而刚性的消费需求来临时,能够获得必要的融资。因此,农村金融安排的存在,对于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都至关重要。没有融资渠道,意味着农民的再生产链条可能中断,甚至基本生活都会因缺乏平滑化手段而难以维持。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通常是最稀缺的资源。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发展,往往就是动员资本资源用于现代社会的构造,其它各类生产要素的利用,也都离不开资本的投入。在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三大农村生产要素中,信贷市场的缺乏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土地和劳动力将从那些无法获得信贷的人那里流向可以获得信贷的人,从而会加剧农村的不平等。

农村金融市场的四个难题

农村融资问题如此重要,为何不将成熟的工商金融体系自然而然地延伸至农村,而要探讨一个单独的农村金融安排呢?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市场存在四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使得农村金融体系的设计具有了异于城市的特殊性:

(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对于工商信贷而言,农村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远比城市普遍和严重。放贷人往往很难知道分散在各地农村的小额借贷人是否是按照合同写明的目的申请贷款,获得贷款后做了些什么,也难以确认借贷人是否会策略性赖帐。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借贷人以特别有利的理由借出贷款,但实际上将钱用于其它需要(比如消费),因此无法偿还贷款。当赖帐出现时,由于缺乏法律措施,惩罚手段往往难以奏效。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农贷的整个申请、获得、使用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突出,产生信用风险。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贷款人往往难以辨别贷款的风险程度。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工商信贷信息的缺乏相联系,农村又往往是个熟人社会,至少是个半熟人社会,大量有益于信贷决策的社区信息被排斥在工商信贷决策和管理过程之外。

(二)缺乏可抵押物
在一项贷款合同中,借贷人只负有限责任。如果项目运作良好,除非策略性赖帐者外,他将归还贷款;项目运作不良,借贷人将不支付任何东西。在难以获得有效信息,缺乏信用记录保障的情况下,为了预防赖帐损失,银行等机构性放贷人通常坚持信贷合同要有抵押物。但农村可用来抵押的物品主要是农村的土地、房屋、劳动力以及农机具等,但银行可能不愿意接受这些抵押物。农村的抵押物对于金融机构无效的原因是执行成本太高,或近乎不可执行(如劳动力,以及没有完全产权的土地)。由于工商信贷的借贷双方对抵押物估价大相径庭,加上抵押物执行机制缺乏,使得农村放贷的抵押物机制不像城市里那么完善。

如果我们考虑连续多次的放贷(即重复博弈),因缺乏抵押物的赖帐风险可能会小些,但很显然,银行和农户间的连续性放贷,远不如银行和城市工商企业间那么常见,尤其是在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如养鸡场)等较大的固定资产贷款方面,农户可能只需要一次贷款。单次博弈,使得银行往往会高估赖帐风险。因此,农村并非没有抵押物,而是缺乏商业金融机构需要的抵押物;农村也并非没有克服抵押物缺乏导致赖帐风险的措施(比如声誉机制、担保机制等),但这些机制可能仅在社区内部有效,商业金融机构通常无法利用这些措施。

(三)特质性成本与风险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经济一般以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农村金融需求者通常有居住分散、收入低下、生产有明显季节性、单笔存贷款规模小、生产项目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比较大、缺乏必要的担保与抵押品等特点,这决定了农村信贷服务的风险较大,农业投资的长期性、高风险和低盈利性,与商业资金追求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三性”要求相悖。农业的自然依赖性也导致信贷的地区风险较大。农村经济的独特特点,决定了农村信贷的成本要大大高于城市工商信贷。

(四)非生产性借贷为主
与城市工商信贷更为不同的是,农户出于生活性目的而借贷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意味着未来还款的现金流没有保障。处于生存经济状态的小农,在借贷上多数出于满足刚性消费需求的非生产性目的。这一点得到了诸多发展中经济的经验验证。

正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上述四个特殊的问题,使得农村的信贷条件远比城市恶劣,金融是配置资源的主要工具,在纯市场逻辑支配下,农村资金必将离农而去。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两类农村金融组织行为,来探讨由此形成的市场逻辑。

非正式金融的四个优势

上述四大问题,对正式放贷人来说难以处理。正式金融机构往往缺乏关于其客户特点及活动的私人信息,抵押物也近乎无效,原因是银行与农民具有明显的非同质性。更多的研究也证明,在处理农村的特质性成本与风险上,正式放贷人往往无能为力。

而对于非正式放贷人而言,则有处理四大问题的优势。

对于第一类问题——信息不对称而言,由于农村的非正式放贷人往往和借贷人生活在同一个地域,并存在除信贷联系之外的许多其他联系,如生产、贸易、信息甚至血缘、亲情等,这样,他们往往拥有比任何商业银行好的多、多的多的信息。正是由于通过长时间的接触所带来的信息与监督方面的优势,传统村庄借贷人在放贷方面要比正式部门的放贷机构有优势。他们可以(而且也确实)利用关于借贷、偿付能力或过去信贷记录方面的信息,来控制贷款规模大小,他们往往在收获季节直接到农业收获的现场,从而及时地收回贷款。而一旦还贷看上去有些问题时,村庄放贷者就会通过运用社会压力或威胁未来不再放贷,从而对贷款人施以强大的压力。

对于第二类问题——缺乏可抵押物而言,农村地区总是存在那种“合适”类型的非正式放贷人,愿意接受农民的抵押物。比如,与农民土地相邻的大地主,或许对于将这一小块土地作抵押感兴趣,当一个劳动力(借贷人)无法归还贷款时,雇主也可能愿意接受劳动力作抵押。因此,当正式银行无法有效接近贫困的借款人时,非正式放贷者(地主、商人、店主)可以干得更好。通常情况下,非正式放贷人对抵押物的要求要灵活得多。在缺乏抵押物或不要求抵押物的条件下,非正式放贷人也能很好地控制风险。

对于第三类问题——特质性成本与风险而言,非正式放贷人可能在风险管理能力上没有更多优势,但在降低成本上却有许多方法。比如,对于农户居住分散带来的管理成本,他们由于居住地域更接近,采用的交通与信息获取方式更为灵活,几乎没有成本。同时,他们除了放贷之外,往往还有生产或贸易上的联系,可以经常的互通信息和进行小额资金往来,相对于银行来说,他们的成本大大节约。

对于第四个问题——非生产性借贷而言,非正式借贷人优势更为明显。正式放贷人所放的贷款大多有“流动信贷”的性质,只能用于常规生产周期内的运营资本融资。而那些无法预料的紧急情况,即由于疾病、家庭危机,或一笔昂贵的结婚花费所带来的经济困难时期的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必须依赖村庄借贷者。实际上,非正式部门可以通过互惠交易(如亲戚朋友间的高度个人化交易,往往无息,而且及时满足消费急需时的刚性需求)、统筹基金贷款(如农村合作社、信贷联盟、轮换储蓄、信贷合作社,以及其他由成员拥有和运作的自助性组织发放的贷款)、互联性交易(涉及农作物分配和劳务交换的生产性互联和农作物交换的贸易性互联)等,满足农村急需,而又常常出现的消费型信贷需求。

通过上述基于问题的分析可见,由于非正式放贷人解决农村金融市场四大问题上的能力远远大于正式放贷人,非正式金融安排在农村的生存发展,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

但是,农村的非正式金融安排也存在一些不足。世界银行(1989)指出,非正式信贷往往不能提供长期贷款,还存在金额较小、利率较高、可获得性不强的弱点。这为正式金融和半正式金融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上图总结上述基于问题分析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逻辑:由于农村金融市场存在四大基本问题,带来了市场自然发育状态下的“市场失灵”(尽管人们知道把资金配置到农村比配置到城市更为重要,但市场配置的结果却相反)和“负外部性”(农村融资困难明显带来了相关社会成本,如农业生产投资、农村社会稳定、行政运作等),这为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介入,提供了充分理由。而政府介入后,又往往依赖一个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正式金融体系,无法克服四大基本问题,导致了“政府失灵”。笔者认为,为了纠正“双重失灵”,应放开农村信贷市场,依据需求设计农村金融制度;同时,政府要防止对农村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适当退出农村金融市场,从而形成一个两部门垂直合作型金融体系,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由水平竞争,转向垂直合作。

农村金融改革抑制了非正式金融

中国1978年以来三次大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都没有给非正式金融安排留下发展的空间。伸向农村的正式金融安排,相继成为把农村“金融剩余”吸取到城市的一根根管子,农村资金大量流出,后果严重。对非正式金融安排的抑制,使得民间金融组织一直处于初级发育阶段,无法进一步扩展规模和经营网络,从而只能为农村经济和农民提供简单的金融服务,无法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和农民的融资需求。

对此,许多研究者也提出过农村金融体制整体改革方案,但研究中并未正视农村金融市场的四个特殊问题,甚至未正视农村金融需求的自身特点,只是一味地从正式金融安排中寻求解决方案。

实际上,作为一种正式金融安排,农信社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无法解决农村金融市场面临的四大问题,也就不可能达到政策设计者所要求的为“三农”服务的目的,反而在制度安排下越来越趋向于“离开农村”。温铁军2004年提出,当前“三农”领域重点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农村金融问题。据以往调研的共识,任何正规商业银行都不可能为2亿分散的小农户提供金融服务。信用社的金融改革是一种必然,但也将导致资金离开农村。“农村金融改革目前还没有破题,对小农经济,只有合作金融才能解决”。而谢平(2001)则论证了,“中国正规的合作金融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没有一种合作制机构真正成功过,农村信用社的业务本身存在多元目标冲突”。

世界大国中,中国农村部门最为庞大,小农经济特色最为明显。四大问题在中国的存在也就十分突出。在这四大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中国的现有金融安排,只是将农村资金转移到城市的一个个通道。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如此,连冠名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自1970年代以来,也一直是向农村“抽血”的主力军。数据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贷款余额就持续小于农村的存款余额。在多次各家金融机构出于成本收益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市场,而农信社又被多次强调恢复合作制,被定位为“支农主力军”后,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仍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1/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农村非正式金融屡屡受到打压,正式金融被强令贷款的环境下,中国的2.4亿农户,也只有15%的农户获得过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其余85%都是通过民间借贷融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唐仁健指出,这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必须正视和认真研究的一个既重大又敏感的问题。

两类金融部门应分工合作

基于对上述四大问题和两类制度的分析,笔者认为农村金融的合理安排是,正式金融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应建立分工合作,在农村的放贷应以非正式部门为主。一个有效的农村金融体系,应该存在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之间的信贷分层,正式部门对非正式放贷人放贷,非正式放贷人再向农村的信贷需求者或其他的中间人放贷,由此形成一种两部门垂直合作的金融体系。

本文的研究表明了,在不涉及涉农基本制度变化的情况下,突破以农村信用社为主的改革模式和供给主导型思维,建设由水平竞争向垂直合作的“需求追随型”农村金融体系,构建两部门信贷分层的垂直合作型模式,对拓宽农村融资渠道,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将起到积极作用。所以,在农村经济市场化大潮涌涌,市场条件不能改变的情况下,认识这一市场逻辑,并利用这一市场逻辑设计合适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缓解农村的融资饥渴症。但,这只是在市场逻辑范围内行事。实际上,如果不能跳出市场逻辑,不去改变农村金融安排的市场条件,则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对农村的金融歧视。因此,这只是治标之道。

实际上,如果我们任凭农村经济市场化,我们就无法跳出农村金融体系演变的市场逻辑。本文的研究表明,对农村的金融歧视,来自由四大问题带来的农村资金非农化的市场逻辑。面对市场逻辑,需要政府介入,进行反市场逻辑的操作,去改变农村资金补贴城市的“以弱补强”格局。因此,治本之道,是不再仅仅就农村融资难题的表象去谈论农村金融改革,而是要深入到农村金融成长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去打破农村市场经济的神话,以一系列的制度变革适应中国小农经济发展的实践。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应对农村进行一系列有益的制度安排,改造传统农业,改变农村资金利用上的高风险、低利润格局,使农村获得比城市更为优越的信贷条件,使农业投资收益不低于二、三产业,从而改变农村融资条件,彻底改变资金流向,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融资难题。


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