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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200万亿市场农村金融待激活(有关杜晓山教授部分节选)

2019-04-04 15:57:02经济网-《经济》杂志

(编者按)2019年4月1日,经济网刊载题为《200万亿市场农村金融待激活》的陈希琳署名文章,文中包含对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教授的采访,现节选此部分,转发如下——

农村金融改革难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说,五部委《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建立完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市场体系、组织体系、产品体系,促进农村金融资源回流,积极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回归本源。监管部门要求:农村金融应专注服务本地、服务县域、服务社区。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应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重心,当年新增可贷资金应主要用于当地。

他认为,以上提法和要求是从正面和间接地谈问题。“主要挑战可以说是:金融服务城乡、地区、供给方类型和规模结构不平衡、不充分;农村金融资金的流失,金融资源向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地区集中的特征明显;农商行‘离农脱小’的盲目扩张倾向,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突出;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有待提高,金融扶贫目前基本是特惠金融;社会企业类金融机构缺失:规范的合作金融和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是短板;警惕‘数字鸿沟’;农村金融机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产品和服务与多样化的需求不相适应等。”总体来说,就是金融供给不能满足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需求、农村农业农民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农业保险水平亟待提高。

如何完成“硬任务”?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的“硬任务”,也就是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的亮点是进行了确保如期完成“三农”硬任务的总部署。

规范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

《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规范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促进服务当地、支持城乡融合发展。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向《经济》记者表示,目前和以后需要注意的是,农信社系统包含农村商业银行和农合行以及村镇银行等,应优化符合支农支小定位的股权基础;应按照涉农优先、实业为主的原则,积极引进认同战略定位的优质法人入股,探索引进具备实力、治理良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入股;应将股东支农支小服务承诺写入公司章程,并对承诺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加强股东行为监测和规范管理,严防股东通过违规关联交易套取银行资金。

同时,应该完善金融服务导向的公司治理机制,应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三会一层”制定落实支农支小发展战略的职责分工,并将支农支小考核目标完成情况作为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履职评价的重要内容。

此外,应建立科学合理的支农支小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指标权重应显著高于其他业务指标。对相关部门、分支机构和高管人员的绩效系数应与支农支小业务规模、占比等情况挂钩,鼓励加大对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点的绩效倾斜力度。

 “省联社应注重发挥对农村商业银行支农支小定位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改进履职方式,提升服务能力。应在行业层面健全对农村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考核机制,并将考核结果与农村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履职评价和任用提拔相挂钩。”杜晓山表示,监管部门对省联社履职评价的重要内容,并赋予足够权重应包括辖内农村商业银行支农支小政策落实情况、具体效果以及省联社采取的相应措施。

理顺农信社管理体制

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一直备受关注,那么,应该如何理顺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提高县域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的独立性和规范化水平?

对于这个问题,杜晓山介绍,对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应实行省区和县级两级法人管理体制。“这样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同时又有整体的实力办大事和防控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以及完善和提升服务与监督水平。如果有县级农商行愿意自己完全与省联社或省行脱离,目前可以确定选择不同地区若干或少量水平较高的县级农商行进行试点,观察和评估若干年,但不宜普遍试行。”

随着改革的深入,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包含农商行、农合行,经营状况大幅改善,市场意识与竞争能力不断增强,省联社行政化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与矛盾日益突出。但是农村信用社省联社的设立在推动改革、改进经营、健全内控、化解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杜晓山认为,未来要按照聚焦“三农”,强化行业服务功能,包括金融科技水平,整合提升农村信用社为农服务能力。淡化农村信用社省联社在人事、财务、业务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能,突出专业化服务和监督功能。

“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改革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改,一定要在总体上保证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杜晓山说,省联社改革要因地制宜,基于各省份的具体情况而定,而非用“一刀切”的方式。

据杜晓山介绍,2007年曾有研究提出“五大模式”,即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公司、金融持股公司、统一法人和完善省联社。近来,人们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前三种模式。例如,“统一法人模式”适合城乡一体化高、管理半径小且经营良好的省份;“联合银行”适用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辖区内农信社发展水平比较高的省份;现有“省联社模式”较适合经济欠发达、县级法人机构治理不完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

创新农村金融发展模式

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创新水平,可谓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国数字金融发展较快,在发展中国家中属水平较高,在数字移动支付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例如,我国农村金融蚂蚁金服、微众银行、农行甘肃分行研发了“金穗e融”系统,解决农民缺资金、技能、市场等难题。

据杜晓山介绍,国外的农村金融可借鉴的模式不少,例如:美国富国银行的大行线上服务小微企业经验。肯尼亚M-Pesa手机银行业务以其成功实践表明,移动支付是弥补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不足、弥补传统金融机构物理网点服务不足的重要方式,其做法和经验对中国发展农村移动支付,进而推动农村包容性金融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孟加拉乡村银行服务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经验,同时也完全是电算化的信息管理系统。

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视角看,商业金融是主力军,应健全政策、商业和合作性银行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金融服务组织体系。

然而,杜晓山表示,商业和政策性金融却难以对乡村振兴要求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中的“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直接发力,而这对于社会企业类的合作性金融和公益、非营利性金融组织而言,则是他们固有的长处和优势,因为他们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所开展的非金融服务活动完全可以与推动村规民约和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和相补充,推进“乡风文明、治理有效”。而且,规范的合作性金融和公益、非营利性金融组织力量的增强和水平的提升对提高小农的凝聚力、组织化程度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有正面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杜晓山一直在呼吁在农村金融服务小农和贫困农户方面,要发挥规范的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和合作金融组织的作用,这需要政府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主要需解决他们的合适的法律身份和制度性融资来源。“在目前的脱贫攻坚和2020年以后都急需这类机构发挥作用,他们自觉自愿和真心实意地为穷人服务,与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不像商业金融与弱势群体需求方是两家人,总有个利益博弈的问题。”

国务院于2015年颁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通过法律法规明确从事扶贫小额信贷业务的组织或机构的定位。”杜晓山认为,这类组织机构中表现比较好的现在在政策法规上就应宣传、鼓励并予以专门的规定和制度性稳定性支持。



作者(记者):陈希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