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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参加公益性小额信贷政策法规与组织制度发展研究研讨会

2019-06-20 15:37:07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处

2019617日,《中国公益性小额信贷政策法规与组织制度发展研究》研讨会在中和农信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副理事长孙同全博士在会上分别介绍了研究的背景、报告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建议以及相关思考,各位嘉宾就农村小微信贷相关政策及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展开热烈讨论。



报告环节:

杜晓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

微观层面上中国公益性小额信贷是成功的。我国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组织模拟、借鉴国际成功经验,起步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25年的实践证明,规范的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组织在服务于弱势和贫困群体金融需求方面是成功的。 它们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踏踏实实、真心实意、甚至是默默无闻的服务于它们的目标群体,而且,实现了保本微利、可持续地服务于目标客户。

中国的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除少数机构在不同程度上获得政府的支持或扶持以外,多年来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在我国,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成败的原因多样,实践证明,尽管自身的微观因素十分重要,但其没有在广大欠发达农村地区形成燎原之势,与我国宏观制度缺乏和政策法规上有重大缺陷有关。

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专注于为中低收入农户服务,有助于解决农户发展产业和改善生活的融资来源,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解决农村(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是建立多层次、广覆盖、低成本、可持续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我国的公益性小贷组织的数量比20世纪末的300多家机构在减少,但一些规范的优秀的公益性小贷组织在发展壮大,它们是目前和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都坚定地以普惠金融理念、理论指导,无怨无悔、真心实意服务于农村欠发达地区中低收入和贫困农户的中坚和可靠力量。如果我国政府在支持和鼓励它们发展的政策法规方面能有效落实,我们坚信将会有很多的志士仁人和组织机构加入到公益性小贷组织的行列中来,这支队伍将会星火燎原般的发展壮大起来,这将会对乡村振兴和普惠金融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讨论环节:

汤敏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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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对农村金融发展非常关注,也给予了大量政策支持,但是农村小额信贷的“星星之火”为什么没有燎原?而且不仅在中国没有燎原之势,在全世界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规模大,个别国家可能看起来做得非常好,但实际上已经不完全属于小额信贷了。

农村小额信贷已经发展多年,我们从中获得了三点经验或者说认识:

第一,只要有机构愿意为农民提供合适的服务,农民可以借好款、用好款、还好款。

第二,只要能够便利地获得所需资金,农民可以接受比商业银行、传统机构高的利息。大部分在抱怨利息偏高的反而是学者专家。

第三,农村在金融层面有很大发展空间。农村小额信贷发展主要遇到两大“拦路虎”,一是农业,尤其种养殖业风险大,二是机构在农村开展业务成本高。

风险大:农业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比如现在有非洲猪瘟,许多地区的养猪农户损失惨重,那么贷款后的还款如何保证?还有许多天气风险、病虫害风险、销售风险等,都可能对农民后续还款产生巨大影响,这对金融机构来说风险太大。针对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应当从国家层面开始推行农业保险,出现自然灾害、病虫害等情况可以进行赔付,弥补农户损失,如果这个方案可以实现,那么农村金融、普惠金融这种模式,可能有颠覆性的变化。

成本高:在农村开展业务,成本非常高,就像中和农信开展业务需要挨家挨户的上门,交通成本、人员成本等都要考虑进去。不过现在在农村,有些60岁的老人都能够使用智能手机,所以可以从互联网层面,通过简化流程、无纸办公、人工智能审核风控等方面思考如何降低成本。成本一旦降低,那么农村小额贷款会有更好的发展。


祝卫东

中农办秘书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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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6年去某大型银行调研,农村贷款成本确实高,风险大,他们给我介绍一组数字,这家大型银行的贷款每赚1元钱,城市成本是0.28元,在农村是0.41元。它的农村信贷成本高出城市46.4%。非农贷款的回报率是1.13%,农村贷款的回报率是0.97%。“一年投放的农业贷款,跟每年同样的要投在城里边比较,少赚接近100个亿。”

这也就是为什么农村小额信贷大家都不愿意干。

但是实际上在农村小额贷款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因为它是在解决“夹心层”的产业需求。在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获得很大的政策优惠,包括各类补贴及无息贷款;产业已经做大的,资金出现缺口,可以很容易从银行、大机构获得贷款;唯有中低收入农户的贷款需求很难获得满足,银行、大机构觉得成本高不愿意做,而他们又不符合政策要求,不能获得扶贫贷款,而中和农信这样的机构恰恰是服务这部分人群……

中和农信确实成长很快,效果非常好,让我很受启发。这里边有情怀的支撑、理念的引领,更关键的核心竞争力是运行机制,它能够保证你守住初心,做好这项工作。


汪小亚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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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和农信还是比较关注的,而中和农信也的确是做到了支农支小,而且是可持续发展,很稳健地发展。它的几个特点,让它避开了历次大的风浪。

不吸收存款和如何解决资金来源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一是中和农信有了许多重量级股东。二是中和农信已多次在市场上发债融资。

不需要抵押的放贷和有效的控制信贷风险问题。抵押担保物不足是农村金融的一个痛点,土地、农房都不能抵押,所以农民难以从银行借出钱来,但是我们看到,中和农信的贷款规模不断增大,而坏账率并不高,说明风险控制得较好。


张龙耀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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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农信的贷款利率比银行要高,但是为什么农民会选择在中和农信贷款呢?

价格的问题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利率的制定需要考虑几个方面:

第一,贷款利率必须是其客户可以负担的,机构可以承受、商业性的。从信贷需求价格弹性的角度来讲,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农户的需求价格弹性整体是比较低的,当然也存在异质性,整体上这部分人更看重的是能否获得贷款,而不是利率。

第二,非价格因素也会在信贷过程当中发挥很重要的影响。中和农信小额信贷的优势是门槛低、服务好、速度快,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非价格成本很低。因此,农民除看重价格之外,还看重其他的非价格交易成本。中和农信的客户只需要坐在家里,就有客户经理上门服务。

整体上农户住得比较分散和偏远,我们学生在内蒙古调研的时候,进村之后手机都没有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户到银行去办理业务,一天可能是回不来的,可能当天还要在县城里住,这些成本都算进去的话对于农民来讲显然也是比较高的。

利率的问题还是应该交给市场来解决。高利率贷款背后的原因要么是成本,要么是风险。其实正规机构都不愿意把利率定得很高,因为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价格越高,吸引的贷款客户风险越高。我们还是应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不仅仅是简单道德上的批评或者约束。


龙治普

宁夏东方惠民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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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基层,从一个一、二百万的小机构,现在做到五、六个亿,个中辛酸不难想象。没有政策支持,很多东西都是空谈。小额贷款有三个误区要想办法走出去。

第一个误区是暂时的金融服务代替了构建一个可持续的长效金融服务体系。大银行成立普惠金融部好不好?确实好,但是从打造普惠金融体系的理解,就应该像商品的流通一样,有大的批发机构,有小的零售商,有各种机构互相补充,各种渠道才能够沟通无碍。所以有时候大银行没有这样的机构,没有这样的理念,没有服务基层的技术,强压着它去做这样的事情是没必要的。

第二个误区,不能以几千家商业性小贷公司代替国际上倡导的小额信贷机构。小额贷款不是有钱就能放,有时候一个省有几百家小贷公司,但是其规模加起来还没有一个大机构的规模庞大。这样会有监管等诸多方面问题,所以我认为不是有钱就能搞小额信贷,我们需要把人文伦理、经济学、社会学的东西考虑进去。

第三个误区,不该简单地用网贷这样的物理工具,代替线下的小额信贷。这些机构的网贷到达农户有几道坎儿很难突破。你下去走访那些村民,怎么不去做网贷,“我知道,那都是骗人的”。我们要搞网络贷款APP,弄几个验证,各种繁琐的验证手续把他验证糊涂了,没有真人指导他们很难自主完成。

网贷效率高、覆盖广,但是从支持农村的低收入人群这个视角来说,光有这些远远不够。有很多客户之间的互动,产生新的贷款需求,你需要随时给他提供各种支持、服务,这点对小额信贷机构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网络代替不了的。

因此,我认为要始终坚持线上线下结合,利用网络技术降低成本方便农户的同时不能放弃线下服务。


朱肖怡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高级项目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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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面脱贫之后,会不会有农户因为疾病等原因又返贫了,这点不得不让人担忧。

我们现在很多人关注意外险,但实际上国内很多保险公司寿险、意外险的价格是不断在提高的。

但是恰恰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这些贫困的群体,他购买寿险或者重疾险的能力是非常低的。如果我们中和农信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利用大数据、既有客户数据等方面,为农户推荐适合他们的,且价格较低的保险,那么无论是从风险控制,还是客户体验上,都将有更好的发展。


郑文凯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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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农村金融根本上的问题,可能是制度供给不足。目前来看,大型银行等渠道的供给,大概和农村的需求还是有些距离,这也是为什么还有几十万的农户到中和农信来贷款。因为从这样的机构获得服务更方便,综合成本更低。这点值得思考。

现在关于农村小额信贷这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还不够,很多已经成型的农村小贷机构面临非常严峻的合规问题。所以我认为政府部门应该研究一下在实践中发育起来的这类特殊机构,看看有哪些好的地方,然后上升到政策层面。实践出真知,这些实践的产物其实就体现了人民需求所在,体制要不断地适应和接受实践。

当然,无论怎么发展,都必须坚守初心,不忘本源。